总长度“可以把广州和哈尔滨连起来”的红旗渠与南京长江大桥一道被周恩来总理自豪地誉为“新中国的两大奇迹”。而今的红旗渠，已不单单是一条水利工程，它形成的红旗渠精神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……

　　县委书记的 “洗脸事件”

　　1954年5月，杨贵被任命为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。刚来林县不久，杨贵次下乡，大汗淋漓地来到一户老农家，想要碗水洗把脸，这个看似再正常不过的要求的的确确让老农十分为难。家里断水已经有些时日了，仅有烩面碗大小的洗脸盆半盆水。既然书记亲口提出来了，再不舍得老农也只得把它端出来。原本想着杨书记也会像家里人一样，洗完脸把水留下。没曾想，杨书记洗完后把水给倒了！这真是把这家人的心都疼坏了。

　　“洗脸事件”成了杨贵挥之不去的愧疚，也变成了他改变林县“水贵如油”的决心和信念。

　　800多年前，姓谢的知县带领林县百姓修了一条仅有1尺宽的小水渠，当地人感激不尽，称之为“谢公渠”，为其建了“谢公祠”。抗战时期，共产领导的八路军为群众修了一条“抗日渠”，至今传为佳话。重情重义的林县人，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曾经给过林县一滴水的恩人。

　　在林县境内寻求新的水源，希望不大，林县县委把解决水问题的眼光移向县境外部。于是，县里组织了三个调查组，分别赴临省山西的平顺县、陵川县、壶关县考察新水源。

　　最后，经过多方考虑，县委认定引浊漳河水入林县是更佳方案。10月10日夜，由杨贵主持，召开林县县委全体(扩大)会议，对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做专门研究。杨贵在讨论中说：“有中央、毛主席的英明领导，有人民公社集体力量的无穷威力，有全县人民的巨大力量和支持，有几年来治山治水的经验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‘重新安排林县河山’的愿望。这就是我们主宰大自然的主动权，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些大主动，克服水源奇缺的小被动。”大家争先恐后发言，一致同意兴建引漳入林工程。会议气氛十分热烈，一直开到翌日凌晨7时才结束。

　　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太原听取林县的汇报，决定支持林县跨省引水。1960年1月16日，林县正式向新乡专署和河南省人委写了引漳入林工程的请示。

　　“同意林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，建议林县引漳入林工程从平顺侯壁断下引水，并按此设计。”短短数语批复，对于林县县委班子来说，胜过新年最丰盛的大餐。

　　这年2月10日，农历正月十四，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广播誓师大会，40余万人参加收听，全县轰动。次日是元宵节，3万多修渠大军陆续到达工地，引漳入林工程拉开序幕。

　　热火朝天干了20来天，暴露出效率低、质量差、安全事故多等各种问题。杨贵及时在盘阳村召开委扩大会议：“立即找见渠底平线，然后往里挖”，“大搞工具改革”，“领导少，线路长，可采取分段突击的方法”，“已不计划渠内过船的打算”，“6公尺高的洞可分别改为4公尺”，“放炮大量运用代用品，如食盐、牛粪等”。杨贵在会议上提出把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“红旗渠”，与会者一致同意。

　　“排险队长任羊成，阎王殿里报了名”

　　总干渠全线开工后，一场男女老少齐上阵、千军万马战太行的战斗打响了。林县人口50多万，其中30多万人先后参与了红旗渠的修建。

　　在红旗渠修建之初，由于林县人民之前祖祖辈辈没人干过这么大的工程，有些群众不相信建渠能够成功，有人说“工程艰巨任务大，一个林县难修成”，有人说“经济困难没技术，光靠群众可不中”，有人说“出力花钱是枉然，不如趁早把摊散”，有人说“县委背着干粮送远屎，屙了也肥不了林县田”。一些心存偏见的人甚至上纲上线说引漳入林工程是“秦始皇修长城”，是“隋炀帝开运河”，各种流言蜚语不一而足。

　　以杨贵为班长的林县县委需要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，民工的修渠情绪也受到了影响。特别是1960年6月12日上午，城关公社槐树池村的民工正在谷堆寺下紧张施工，崖头上一块巨石突然坍塌滚下山崖砸向人群，造成9人当场牺牲，3人重伤。事故发生后，上上下下都有人指责“杨贵不管群众死活”“红旗渠是死人渠”。

　　是继续修还是半途而废，这是一个节骨眼。杨贵坚信：“要奋斗就会有牺牲！为了林县人民的根本利益，红旗渠决不能半途而废！”为了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，县委开展水利大讨论，使大家认识到，要想改变林县的贫困面貌，根本措施就是大修水利。大家都说：“既然愚公能移山，我们修渠有何难，立下愚公移山志，决心劈开太行山。”此后红旗渠的修建还遇到一道道险阻难关，好在林县的干部群众都能够咬紧牙关不惧人言，才能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。

　　落石和塌方，是红旗渠工地上更大的危险。为排除隐患，指挥部成立了排险队，身材瘦小的任羊成个报了名，被推荐为排险队长。接受采访时，他说：“要在太行山上凿壁修渠，除了放炮崩山之外，有一个工程隐患不得不重视：山上不断滚落下的松动石块。所以必须有人上去把松动的山石排除掉，不然在下面的工友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我开始是爆破队队长，后来由于红旗渠工地需要组建排险队，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。领导说，‘除险是很危险的，你不怕死啊？’我回答，‘怕死不当共产员！’我知道那是在拿着生命干的事儿，可是我想总得有人干吧，共产员就要在关键时刻站出来。”

　　任羊成记得，在他们上山除险之前，那一座名为鸻鹉崖的险要之地，发生过3次事故。有人说，这是开山放炮的声音惹恼了山神。“山西群众说，这个山是见阎王的地方，来到这儿就不敢上去。他们说，鸻鹉崖是一个鬼门关，猴子爬不上，禽鸟不敢攀，这是见阎王的地方，人可不敢来啊。”

　　于是，排险队站出来了。当地村民告诉任羊成不要上鸻鹉崖，警告说上去就是见阎王。任羊成笑了笑，表示要啃下这块“硬骨头”。他把沉重的麻绳系在身上，绳子的另一端则用钢钎固定在山崖顶部。之后，他凌空下到山崖外，像荡秋千一样弹起，手握钢叉，在接触石崖的瞬间将松动的山石除去。

　　“排险队长任羊成，阎王殿里报了名。”这句顺口溜当年在工地上广为流传。凭着一名共产员的担当，任羊成开始了在鸻鹉崖的空中作业。一块石头砸在任羊成的嘴上。4颗门牙被砸倒了，压在舌头上。任羊成张不开嘴，舌头也动弹不得。他从腰间拔出钎子，插进嘴里，生生把牙别了起来。随后吐出一口血水，几颗门牙随着被吐了出去。任羊成就这样悬在半空中作业，一直坚持到下午1点钟左右才收工，下来后，他的脸已经肿得很大，嘴也合不上，喝口水都很困难，但他稍稍休息后，下午又按时上工除险。第二天，他怕领导要他休息不让他参加劳动，便戴着口罩，背上大绳又上山继续除险。很快，他被誉为太行山上的“飞虎神鹰”。

　　由于工作需要，任羊成要长时间用粗绳绑在腰上悬空作业，他的腰部经常被绳子磨出鸡蛋那么大的血泡。杨贵每次在工地上看到任羊成腰间的血泡都会心疼得流泪。有一次，任羊成在除险时不慎摔进了圪针窝（当地对带刺灌木丛的称呼），脊背上扎满了尖尖的枣刺儿，但他忍着疼痛挣扎着又爬上山崖，继续坚持除险。当晚，房东老大娘和儿媳妇给他挑刺，连续挑了一个钟头，圪针挑了一手窝，他一句疼也没喊……

　　“带不回来水，你就不要回来！”

　　1960年2月，张运仁上了红旗渠总干渠建设工地，任南山施工排排长。5月13日傍晚收工放炮时，有一炮迟迟没有炸响。张运仁急忙跑出安全洞，劝阻民工注意躲避。没想到悲剧发生了，大家刚刚散开，炮响了，一块巨大的飞石击中了他的头部，当场牺牲。从进工地到牺牲，仅仅3个月时间。

　　得知张运仁牺牲的消息后，妻子赵翠英悲痛欲绝。安葬了张运仁之后，赵翠英对排行老大的12岁大儿子张买江说：“你爹没有修成红旗渠就走了，你要接过他的担子，继续完成红旗渠建设。你去就得把水带回来，带不回来水，你就不要回来！”于是，张买江成为了红旗渠最年轻的建设者。

　　其实，“买江”这个名字寄托了当地人对水的期盼。在当地，水是如此珍贵，以至于人们舍不得用它来洗漱。张买江说：“有些老辈的人一辈子只洗过三次澡——出生、结婚和断气。”

　　由于张买江年龄小，出于对他的关照，工地总是为他安排相对轻松一些的工作，不忍心为他安排强度太大的工作，可是张买江总是自己挑重活。张买江知道，父亲生前的愿望就是要把红旗渠建好，自己要在工地上好好干。张买江不光是在工地上背重物，而且经常在各工地之间来回奔波。“我在红旗渠工地上经常跑来跑去送东西，临上工地时俺娘给我做了一双布鞋，不到一个月我就穿破了，脚底磨出了血泡。没鞋穿了，我就用废旧汽车轮胎做成鞋穿，时间长了，脚上就磨出了茧子，这茧子后来再也没有消失。”直到今天，张买江脚上的老茧隔一段时间还得用刀片刮刮，不然疼得走不成路。当年，张买江在红旗渠工地上一干就是10个年头，直到全面竣工。

　　“当时，在工地上有一种工作是要从漳河里向工地背水。那年我15岁，记得当天我是背够了水的，但队长说我没背够数，还说不背够不许回去吃饭！我心里很委屈，气呼呼地又背着一大袋水往工地走。这时，杨贵书记正陪着穆青在工地上采访，穆青看到我就问，‘小鬼，累不累啊？’我没好气地回了他一句，‘你才是老鬼呢！’穆青看我虽然年龄小，长得也瘦弱，但很倔强，就笑着说，‘你真是个小老虎啊！’”于是，张买江的“小老虎”名号就在工地上不胫而走。记者采访时，也戏称他为“红小鬼”。

　　没人想到，工程一干就是10年

　　最初，林县县委提出大干80天，建成红旗渠的口号。当时对工程时间的计算方法很有意思，他们以农户盖房子所用时间为依据，用上工地的劳力数乘上工程的长度数，粗略算出80天就够用了。于是，提出的口号是“大干八十天，引来漳河水”。很快，工程的艰难使他们明白可不是这么简单，仅一期工程就进行了200多天。

　　没人想到，工程一干就是10年。

　　1965年4月5日，举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庆典大会。会上，向牺牲的干部民工致哀。

　　在通水的第二天早晨，张买江到村里的池塘去打水时，发现很多村民拿着空桶并没打水。“我走近一看，母亲坐在池塘边，听人说她在这里守了整整一夜，就等我去打这桶水，村民们都知道我家的事情，所以大家都在等我。”当张买江挑起担水准备送往地里时，他的母亲终于抑制不住5年来的悲痛，仰天痛哭，高喊着张买江父亲的名字说：“运仁啊，你放心吧，儿子把水带回来了！”在场的村民无不动容。

　　当天中午，张买江从地里干完活回到家时，发现母亲不在，炉灶也未生火，“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快速跑向父亲的坟地，远远地看见母亲趴在坟上一动不动，我心里害怕极了，直到我把母亲摇醒后才松了一口气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母亲在我去地里干活后，用家里的一个小水罐舀满了水，到坟上去告慰我父亲，也许是过于悲伤，也许是过于疲惫，哭着哭着就晕了过去。所以，水对我家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，无论我们吃过多少苦，又牺牲和奉献了什么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把红旗渠建成了，把水引回家了，子孙后代都不再为水发愁了，这就值了！”

　　“能参加红旗渠的建设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事儿！”当年在红旗渠支渠配套建设工程中任“铁姑娘队”队长的郭秋英在晚年回忆说：“当时因为年龄小，我没能赶上总干渠和干渠的建设，只参加了红旗渠最后的配套工程建设，当总干渠和3条干渠通水以后，我们林县人民受了益，但是还有一部分村庄没有吃上红旗渠的水。1968年10月，红旗渠的配套工程全面铺开，我们水磨山村引的是1干渠12支渠的水，但从支渠到我们村需要修1000多米的隧洞和1000米的明渠才行，我光荣地参加了这项工程的建设，那年我18岁。”

　　当年工地上条件虽然很艰苦，但郭秋英她们一想到能把水引到村里来，就很有干劲。在工地上，郭秋英想：不能只让男同志干重活，咱们女同志也不差，比如抡锤、打钎等，不会可以学啊。决心一下，她就带领大家利用休息时间向男同志请教，刚开始由于力道掌握不好，经常会把手砸流血，经过不断学习，后来她们连“点炮”这样的技术活都能做了。冬天寒风刺骨，这些女同志手上都裂着大口子，但没有一个人喊苦，她们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工友们的认可，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铁姑娘”。

　　作为“铁姑娘队”队长，郭秋英时刻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做好表率，轻伤不下火线。“有一次，在隧洞里工作时，一块大石头从竖井上面掉下来砸到我的腿，鲜血瞬间顺着裤管流了下来，但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，我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，没让别人知道，继续埋头苦干。”

　　一条英雄的渠、文化的渠、精神的渠

　　当年，红旗渠动工的消息传到北京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决定拍一部展示“人民公社的威力”的电影，便赶到林县拍摄。不久，上海电影制片厂接踵而至到工地拍电影聚焦“十二姐妹”。

　　20世纪70年代，随着电影《红旗渠》在全国公映，“红旗渠”三字变得家喻户晓。红旗渠作为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样板工程，成了名副其实的一面红旗，参观学习者蜂拥而至。

　　周恩来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：“新中国有两大奇迹，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，一个是林县红旗渠”，而红旗渠“是英雄的林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”。

　　1974年5月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到纽约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，他带去了10部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和生活风貌的电影，在联合国总部放映的部影片就是《红旗渠》，反响热烈。

　　从红旗渠工程的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推进，直到工程的完成，林县人民在建设这项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伟大工程中，锻造了气壮山河的红旗渠精神。被世人称为“人工天河”“中国的水长城”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的红旗渠，不再单纯是一项水利工程，已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。

　　今天，这里已是5A级旅游景区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。张买江的儿子张学义也在红旗渠上工作，对每条干渠、支渠的情况都了如指掌。三代人坚守红旗渠，便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

　　1999年，林州市成立了“中国红旗渠集团”，并在工商总局注册了“红旗渠”商标，“红旗渠”从此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形态登上了历史舞台。“红旗渠”旗下的产品有香烟、啤酒、白酒、水泥、汽车配件、铝型材、扑克、食品等25类230种。

　　2005年7月，安阳市提出了红旗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议。“除了对水渠本身的养护，如何确保水渠有水，这是决定红旗渠命运的关键。可以说，没有了水，红旗渠的生命就结束了。红旗渠断流意味着啥？红旗渠永远地断流，就可能废弃红旗渠工程，可能湮灭一段历史，更可能会终结一种精神，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忧心！”红旗渠“申遗”建议者赵河铭急切地说。

　　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会长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副主席郭旃认为，红旗渠是一项重大水利工程，是人类在特殊自然环境下建设的、成体系的一组物质文化组合，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，是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组副组长安家瑶说，红旗渠体现了人类利用水的智慧，体现了人类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存状况和顽强精神。

　　红旗渠是一条英雄的渠、文化的渠、精神的渠。历史，正赋予红旗渠更多的光荣与梦想！

　　（本文作者是红色作家、诗人、文献研究专家，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。）